【南方都市报】许纪霖：中国崛起：必须从富强走向文明

savilian

    去年欧美有一本非常有影响的书在中国出版了中译本，是马丁·雅克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马丁·雅克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认为到了2050年，中国将主宰世界、统治世界，那个时候全世界代替美元的全球货币，是人民币。上海将替代纽约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汉语将像英语一样风靡全世界，孔子就像柏拉图一样，全世界的人都要学习他的经典。他说，过去英国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中国到了2050年将成为文化霸主，中国将以文明统治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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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这么好的美景吗？中国真的崛起了吗？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崛起？它会走到哪里？中国今天已经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与美国一样重要的世界大国。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马丁·雅克说中国将会以文明大国崛起，然而，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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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达尔文主义怎么改变了中国

   

    富强是一种追求，这追求背后要有精神动力，就是一种强烈的致富欲望，通过竞争和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永无止境的内心欲望。这是近代人所特有的歌德所描绘的浮士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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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变化，是从晚清开始的。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中国的士大夫开始觉悟，发现原来的学生小日本之所以可以打败老师大清帝国，原来是脱亚入欧，不再讲和谐，而是转为讲竞争，讲优胜劣败。于是到19世纪末进化论由严复引进了中国，顷刻之间风靡神州，成为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进化，他有很多信徒，像赫胥黎就认为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不同，有人类社会独特的伦理规则，但另外一位信徒斯宾塞，却发展出了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而且人类社会也是这么进化的。有趣的是，严复的《天演论》翻译的是赫胥黎的书，介绍的却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思想。进化论进入中国以后，整个中国上上下下为之沸腾，大家都信奉竞争是世界的公理，只有竞争，国家才能复兴，个人才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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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套新的宇宙观，它与过去儒家所讲的宇宙观有什么区别呢？儒家讲的宇宙观，主要核心是伦理道德，天是有德性的，所以人类社会也应该遵循和谐的伦理德性。但进化论不一样，它的基础是牛顿的机械宇宙论，世界的核心不再是德，而是力，不再是和谐，而是竞争。看谁有力量、有物质实力，有超越他人的生存能力。只要有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力，你就会成为竞争的优胜者。甲午海战之后，整个中国开始讲工商富国。晚清的知识分子杨度，鼓吹金铁主义，金就是黄金，经济富民，发展工商业，铁代表的就是军事，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学的是当时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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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晚清一直到今天，这个追求没有断过，从大清朝到中华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追求的文明理想在改变，但即使在“文革”时代，有一个东西还是没有放弃，就是富强，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富强梦的后面有一个动力，这就是竞争。在这个强权的世界里我们要能够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有实力、就要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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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的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论强权》，他说世界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压制弱者，这是世界之公理也，世界只认强者不认弱者。这套观念从晚清到今天，还在继续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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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洋务运动时期，重心还是物质救国，船尖炮利，看重的是物。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运动，重点便转向了人。梁启超、严复他们发现，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有无与伦比的物质力之外，更重要是人民有能力，有竞争力。过去的儒家传统重视的是人的德性，但现在转为强调人的能力，所谓核心竞争力。什么是核心竞争力？有三种：德力、智力和体力。体力还可以理解，连德性和知识都成为了一种竞争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最后都归结为有竞争能力的人。因此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是像古典的大学和书院那样着重培养自由的人格，具有博雅的知识，而蜕变为一个实用的、功利的目的：让学生拥有更多的在社会上竞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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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千言万语，归结到最后就是八个字：“赶快干活，否则完蛋”。从晚清到今天，社会弥漫的是这样一种空前绝后的竞争氛围，它整个改变了中国人，支撑起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个竞争动力的背后，就是对落后的恐惧，对被淘汰的恐惧，并进而要富强，要成为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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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富强压倒了文明

   

    中国的强国梦，除了富强，另外一个就是文明。晚清之后严复、梁启超这些启蒙先知也讲文明，他们发现西方为什么强盛，日本为什么可以打败中华帝国，除了富强之外，另外一个秘密就是文明。西方有比传统的中华文明更高的现代文明，文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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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呢？我们先来看这二者的不同。富强包含着三个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物质竞争力，第二个内容是刚才讲的国民的竞争能力。富强还有第三种含义，这就是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从晚清宪政到改革开放30年，都不断在变革制度。制度的改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呢？这要看改革深入到什么层次。假如改革不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制度的行政能力，那么这种改革就与文明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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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富强相比较，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现代文明的秘密，严复在19世纪末就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种文明，是一套现代的价值观。之所以说它们是一套价值观，意思是自由与民主是人类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因为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人才有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过比较符合人性的生活。这就是文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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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强当然也是一种可欲的价值，但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价值，何种更有价值？在晚清，严复、梁启超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够打造中国，乃是它们既富强，又有文明。文明虽然很重要，但中国的亡国危机太急迫了，国家太衰落了，文明可以治本，但救不了急；富强只能治标，却可以挽救国运。两权相衡，还是富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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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强之所以会压倒文明，当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西方的两张面孔问题。戊戌变法之后，中国拜西方为师。但这个老师老是欺负学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西方文明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血与火。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非常困惑。杨度是晚期头脑最深刻的士大夫之一，他发现，今天这个世界有文明的国家而没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国对内都讲文明，对外都行野蛮。杨度的观察是准确的，在西方政治学里面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对内是洛克主义，讲自由平等，对外是霍布斯主义，生存至上，弱肉强食，丛林法则。面对西方的两面，杨度认为既然西方有两手，我们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它们，因此富强比文明更为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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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民初社会，上上下下所崇拜的都是力，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尚的那个东西。传统中国文明所偏重的伦理、道德、价值无人问津。当时对这种“力的政治”观察最敏锐、批判最深刻的，当属《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先生，这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1910年代，在《东方》杂志上写了十几篇的文章，集中批评民国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丛林世界，像动物一样，不讲精神、不讲文明，只讲竞争，弱肉强食。杜亚泉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世纪末以来，从欧美流传到中国的唯物论，只讲物质，物质至上，最先表现为洋务运动中的富强论，进而是天演论，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从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天神、人间无灵魂，一切唯物质为万能，再加上残酷无情的竞争淘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宇宙美不美，都没有人关心，所有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样免于被淘汰。这样的世界只讲优劣，不问善恶，教育是竞争的练习场，激烈竞争的结果最后都成为杀人主义。将近一百年之后，当我们重读杜亚泉先生的话，依然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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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民国初年开始，由于力的政治的主宰，物质主义大流行，精神的价值、伦理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穿衣、吃饭；食色，性也。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裕，成为了流行至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它表现为G D P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而在日常生活层面，则是物欲至上的消费主义。国家与日常生活，具有深刻的共谋关系。消费主义不仅是一种享乐的人生，而且是一种价值观。人生的意义无非是满足欲望，成为人上之人。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才有个人的体面、身份和尊严。在这个世俗化时代，什么样的人才属于成功人士？不是看你有没有德性、有没有知识，是不是精神高尚，而是看你拥有的外在象征：你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开不开车、开什么牌子的车？有没有房、住什么档次的房？这些都是你在社会上是否被尊重、被看得起的身份象征。你消费得越多，过的生活越是高碳，便越有身份、令人羡慕，活得有尊严。这套消费主义价值观与国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恰为互补，其共同的立场都是唯物的、物欲的。从上到下，整个社会很少有人去思考伦理和精神的位置在哪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富强之后，中国将展现什么样的文明？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大国，一个曾经与古希腊罗马、古印度、古伊斯兰世界同样辉煌的轴心文明，如今不要说文明，连文化都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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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文明

   

    民国初年乱成这样，当然激发起知识分子的反思。先是杜亚泉，然后是章士钊、陈独秀、张东荪等，开始注意到民国之所以共和失败，问题不在政治，而是政治背后的文化。他们意识到光追求富强不行，还要重建文明。于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分子争论的核心问题与清末民初相比，就改变了，从富强转向了文明。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在器物的觉悟、制度的觉悟之后，最后的觉悟应该是伦理的觉悟，解决整个民族的文明大方向。是全盘引进西方文明呢，还是建立将中国与西方调和起来的第三种文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明大讨论，虽然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立场不同，但他们关怀是共通的：文明代替富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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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有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拿破仑大帝当初曾经以睡狮比喻中国，睡狮醒了之后世界要为之震惊。这位年轻人就是胡适。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狂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自己的名字都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改为了胡适之。他到了美国之后，恰巧欧洲打了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打把胡适打醒了，他发现迷信生存竞争的富强梦最后会给人类带来毁灭。胡适说，我们今天都引用拿破仑的话，以睡狮来比喻中国，这是不妥当的，中国应该称为睡美人，中国之强，贡献给世界的不应是武力，而应该是文物风教，这就是中国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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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之后，作为世界大国所凭藉的力，主要不是军事力，而是经济力、金融力。今天“中国制造”这面旗帜插遍了全世界七大洲，包括南极洲，企鹅都可以看得到。中国以世界工厂征服了全世界。但是经济力这个东西真的能够让人家心服口服吗？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成为头号G D P大国，你真的能够成为世界头号真正的强国吗？还是仅仅是一种虚胖？20世纪初的时候，德国曾经也想成为世界第一，做过一次强国梦，最后以发动战争而自取灭亡。日本在70年代经济起飞时，也梦想“日本世界第一”。但是到了90年代初，日本开始长期的经济衰退，到今天还没有从阴影里走出来。当年的德国和日本，只有G D P、只有军事力、经济力和金融力，但是缺乏普世的文明，缺乏征服人心的文明价值。西方从17世纪开始称霸全球，最初的葡萄牙、西班牙，徒有海上贸易的实力，背后没有文明精神的支撑，最终只能昙花一现。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够在19-20世纪分别称霸长达一个世纪，除了其军事和物质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其有现代文明的凭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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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崛起的中国可以拿什么文明贡献给世界？去年国庆60周年之际，过去的新左派如今都集体右转，成为坚定的国家主义者纷纷站出来总结中国崛起的经验，试图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另类现代性，所谓的中国模式。日内瓦大学的研究员张维卫在《纽约日报》发表文章，概况中国崛起的八条经验。其他有几条值得一提：一条是“民生为大”，相信最重要的人权是生存权，这是中国独特的人权传统。另一条是“政府是必要的善”，西方的民主经验证明政府是必要的恶，但在中国政府却是必要的善，经济的繁荣离不开开明的强势政府。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条是“良政比民主更重要”，西方人讲民主，而中国人要的是良政，也就是儒家的民本政治，为民执政。重要的不是让民众参与政治，而是政府代表民众整体利益来执政，这就是中国式的代表性民主。最后一条是“政绩合法性”，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不看权力的来源，也不看是否符合更高的伦理和文明法则，而是以功利主义的方式看政府的政绩，只要拿出漂亮的成绩单，统治就具有了合法性。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也总结了三条中国模式：第一，官民一体的“社稷”社会模式，第二，一党代表民众执政的“民本”政治模式。第三，国企主导的“国民”经济模式。这些出身各异的国家主义者开始总结中国独特的中国模式，并且要把它提炼到文明的高度，向全世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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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主义者拿出的“中国模式”距离中国的现实有多么遥远？中国能够离开世界主流的文明价值另搞一套另类的现代性吗？毛泽东当年搞过“反现代的现代性”，现在谁还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经验，在于坚定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承认普适文明价值，同时探索中国特殊的现代性道路。如何将中国的特殊道路与全人类公认的普适文明相结合，如何在中国的特殊性之中体现出文明的普世性，并且进一步将中国的特殊性提升为符合普遍人性的普世性，这是一个比实现富强更复杂、时间更漫长的文明转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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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中国提前“被推上”世界舞台，文明已经替代富强，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中国准备好成为文明大国了吗？我们已经足够文明了吗？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人的命运，也将决定未来世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