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中国怎样成为一流国家？

savilian

邹恒甫，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曹建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叶楚华，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导读:
邹恒甫:我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有两个忧虑。一是制度失衡问题。不平等制度环境下的经济繁荣过程也正是部分民众不满和怨恨积累的过程，一旦繁荣结束，这些怨恨就会以某种破坏性方式宣泄出来。这正是中国经济减速的真正风险所在。二是道德危机。三鹿奶粉事件把整个中国企业的道德危机展露无遗。
美国真的不行了吗
叶楚华:美国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大家都对美国的现状和前途感兴趣:美国到底怎么了，这次美国真的不行了吗？
邹恒甫:这个问题很好。在这场危机中，中国要想不做傻事，首先要认清美国。不能回避的一点是，这场危机是金融资本贪婪无度导致的。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话并未过时。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从贝尔斯登到“两房”，到雷曼兄弟，再到美林、AIG，都是金融资本剥削、竞争、欺骗、非理性投机、金融腐败、作假账、操纵市场的结果，这与几年前安然的倒闭没有任何区别。
然而，千万不要高估这次危机对美国的影响，金融危机固然影响了美国在全球金融服务业的霸主地位，但有利于中小金融机构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的新兴力量，从而成为国际金融服务业的重要成员。这与美国航空业的发展极其类似:美国西北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大公司的倒闭，使得美国航空工业更具竞争优势，服务更完善。
可以断定的是，美国经济仍会恢复稳定和健康发展，这是由美国的软、硬实力决定的。自然资源如土地、石油、煤、森林等的使用和开采还不到20%；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遥遥领先；金融服务业仍将无可取代；电影、娱乐、时尚等引领全球；企业管理更是日新月异；军事工业(通信、飞机、坦克、导弹、军火、运输等)从未衰败；社会和政治民主有效地遏制了权贵资本腐败的程度（尽管这次危机也暴露了仍存在的问题）；移民政策、产权保护、法律机制、全面的动态竞争机制等吸引了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美国的社会福利(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也在追赶欧洲和加拿大的福利资本主义。
美国仍是“绩优股”，中国政府对此还是看得清楚的。近期我们看到的好现象包括:中国官方和民间资金流向美国抄底，中国中小人力资本流往美国自费留学培养人才，中国资金购买美国房产、地产、金融公司、产业等。当然，也有无法统计的腐败分子的资金流入美国。这些因素都加大了中国对美元的需求，乃至人民币出现短期贬值。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坚持这个方向不会错。
低技术发展模式已到末路
叶楚华:近日中国政府公布了增购美国国债的消息。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面临严峻的形势。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预测，2009年国内失业人口将接近3200万，失业率将攀升到9.3%左右。而世界经济的深度下滑，对中国出口造成直接的深度冲击。中国工业处于全球经济价值链的低端，低技术企业的利润过薄，对外缺乏议价能力，对内则对成本变动高敏感，无力进行研发以实现产业升级。
曹建海:是的，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过度储蓄与过度出口模式的崩溃，中国出口将在中美经济的两极互动中出现结构性和总量性的同步下滑。对中国来说，廉价劳工模式的外向型经济的潜力已释放殆尽，低技术经济发展模式已走到末路。
叶楚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时候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上来了。“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验可供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1994年曾作判断:“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型，不可能持续。”这主要是针对“亚洲四小龙”，当时这四个国家的GDP增长中75%耗费的是人力和物力。幸运的是，后来“四小龙”技术转型成功了，保持了持续发展。而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其实主要是金融危机，制造业所受影响并不大。由于日本拥有一流的技术能力，不仅未出现制造业企业大批破产的现象，反而在海外积累了巨额产业资本。以日为师，是面临产业转型的中国的一条好路子。
此外，关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到藏富于民。近期有经济学者提倡将国企分给老百姓、还富于民，邹老师的看法如何？
邹恒甫:要保持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藏富于民是必要条件之一。我原则上同意把国企民有化的主张，即把国有资产中的一部分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
此外，中国还需要在社保和民生方面下大力气，目前要用好这4万亿的投资，应在民生问题上加大力度。拿教育、医疗与养老保险这三项来说，近30年来，中国共投入不到1700亿元，只占GDP的1%，而根据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解的数据，美国是18%~24%，加拿大是36%~46%，北欧国家则更是高达40%~50%。中央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建设呢？就是要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加大国民的福利。此次金融危机可能正是中国在经济上建设和谐社会的机会，只要构建了经济正义，中国就可在危机中走向长远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对中国长期发展的两个忧虑
叶楚华: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的必要条件，即技术进步、藏富于民、推动民生工程。但经济发展也离不开政治和制度等问题，就经济谈经济难免狭隘。
邹恒甫:不仅是制度性问题，还有道德问题，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也离不开道德体系。我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有两个忧虑:
一是制度失衡问题。当代中国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精神，倾向于追求国家对物质财富的控制。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这体现为国家对物质的直接占有，此后则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迷恋，由此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各级官员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权力的运作就偏离了常态政府的合理职能，从而导致经济活动过程中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制度性失衡。政府也采取“亲商”政策，在企业与消费者、投资—经营者与劳工的关系中，本能地倾向前者。为了经济增长牺牲民众福利，牺牲生态环境。
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失衡、不同人的权利得不到平等保障的制度环境下的繁荣，必然呈现为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值得重视的是，经济繁荣的过程也正是部分民众不满和怨恨积累的过程，一旦繁荣结束，这些怨恨就会以某种破坏性方式宣泄出来。这正是中国经济减速的真正风险所在。
二是道德危机。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不仅折射了食品行业的现状，更把整个中国企业的道德危机展露无遗。这种不注重产品和服务质量，仅仅追求短期暴利的行为，深深戳伤了消费者的心，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形象。如何实现健康的“有道德“的发展，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一道难题。